《草案》明确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这一性质，其第75条规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负担。

一些坚持传统观点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拒绝宪政的概念，强调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国家模式。五是鼓励圣战，同一切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实际上在印度、中国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也没有产生和发展起来完善的宪政理论和原则。他集宗教、政治、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权力于一身，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但是保守势力不久就反扑过来，这部宪法遂付诸东流。二是许多过去没有制定宪法的国家或新独立的国家大多数都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宪法，这些新颁布的宪法强调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这两个宪法文件规定了分权制，即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立宪君主制，立法机构分为上下两院。

其次，他主张伊斯兰政府应实行法治即遵循"真主的法律"治理社会，约束世人。由此可见，作为伊斯兰教初生政权的乌玛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以协议为基础，并不是军事征服或强迫的产物。因此，厘清27条第2款中不予处罚的构成要件是确有必要的。

[12]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来看，处罚法存在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两个众所周知的目的，更有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这一规范意义。[29] 法院以不会造成公众混淆，未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未对对手的竞争利益和市场份额造成损害作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标准。[9] 江必新：《论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律适用》1996年第6期，第3页。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社会中的个人、团体能够明确的知道行为准则并以此为基础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预判。

四、相关问题的展开 （一）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除27条第2款规定之外，根据《行政处罚法》25、26条的规定，不予处罚决定还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而81条中的责令改正是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修复违法行为状态所必须的，因此不具有惩罚性。

注释: [1] 《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原告的用地行为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仅仅是在审批环节违反了有关程序性的规定。[26] 但是事实上，此种情形究竟是违背了轻微亦或是及时纠正这一要件，法院并未说明。[41] 肖金明：《行政处罚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案发后能提供供货商的相关证照和涉案食品《检验报告》，积极配合案件查处，主动督促供货商予以整改。[38] 曹康泰：《行政处罚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第98页。[39] 曹康泰：《行政处罚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第97页。[22]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第96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三）不予处罚与刑法上的不认为是犯罪 《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31]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81条的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此外，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有行政罚的处罚权，即表示该职务之执行，对公共利益或保护可得特定之人民，具有一定之重要性，如果该项职务已属危险管理或危险防止之职务，其不执行，则会导致立法目的的落空。因此，借用此种强制方式恰恰能够弥补意思自治的缺陷。

而在郑集柱与乐清市公安局等处罚上诉案中，[16]原告郑集柱与其他村民一起到乐清市纪检部门反映其所在的上岩后村集体土地问题，该村村长陈加华到场在市府大院内与原告相遇，双方发生言语冲突。此外，主动纠正反映出其主观恶性是比较轻微的，已无需再由行政机关花费执法成本去进行二次纠错，鉴于行政处罚中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这一原则，[34]对于此种情形不予处罚也是说得通的。[7]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6页。[4]当然，这是语言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看他是否具有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只有在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有认识自已行为的性质、后果与意义的能力，以及控制自己是否实施该行为的能力，才能认为他具有了责任能力，也只有在具有责任能力的前提下，追究行为人违反义务的责任才是正义的、合理的和公平的。李翔：《情节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二）不予处罚、免予处罚与不再给予处罚 不予处罚是指某个行为具备行政违法行为的绝大部分外观形式，只是由于主体、主观、情节或者社会危害性上的特殊性，而被法律免除了该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上不认为是违法，因而不给于行政处罚。然而三个要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因此，法院对于某个违法行为能否适用该款规定的判断通常是综合各项因素进行的，但就考量因素本身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

可罚性指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包括做了不该做的事和没有做该做的事。[20]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第153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对此问题后文将进一步阐述。结合《行政处罚法》第1条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来看，即使行为人是是出于被迫纠正，只要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就不会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损害，因此，行为人在主观的这种不情愿的心理状态支配下的纠正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处罚法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立法目的的实现。

而庐阳公安分局2013年11月13日作出的合庐公（杏）行罚决字（2013）931号行政处罚决定，是针对陈侠2013年9月份以来多次前往北京市到国家信访局、天安门广场、联合国人权开发署等处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给予的处罚，所以不属于重复处罚。对于法院，它涉及到是否应当支持行政机关的判断。这一特征也是美国的行政处罚手段与刑法手段相区别的重要方面。[28]在江苏祥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 祥和泰公司的商标侵权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

即受处罚者需具备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因为翻遍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找到一个关于何谓轻微的客观判断标准。

[10] 这也是行政处罚与刑罚背后基理的主要差别之一。[21]而该法又明确了产品质量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两个案件中的法院事实上都是采取结合立法目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应当将主观恶意视为处罚与否的考量要素进行裁判的。

本条是关于犯罪的概念的规定。乐清市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17]决定对陈加华不予行政处罚。

这里的问题在于,该条文本身所具有的相当大的模糊性，即内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适用上的争议以及行政机关可能利用职权做出偏私的解释。[2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17]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规定：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工商行政机关在对侵权行为进行查处时，应当注意对被控侵权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以及是否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加以甄别，突出行政执法的重点是制止恶意侵权和重复侵权。

《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2.纠正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及时纠正仅指违法行为人主动纠正，还是亦包括行为人是出于被迫来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呢？由于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在这一要件的适用上也就有了解释的空间。

[3]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行政机关对不予处罚决定的做出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甚至很有可能因为这种过于宽泛的裁量空间使得处罚失去法定之本意。[47]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刑法的非否定性评价包括肯定性评价（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等权利行为）、中性评价（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评价（指刑法未禁止的行为）。

关于此问题可进一步阅读姜明安：《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2-46页。上述合同法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有时已经不是两者之间单纯的私事，它还必须兼顾国家管制的目的。